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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杂志范文

民族杂志

民族杂志范文第1篇

《作风》的开篇诗中,有这样的段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习俗里开始他底奋斗,像铁牢里雄狮的狂吼欲恢复他底自由;倘有人因他而奋起追求,倘有人因他而打破幽囚,他只感谢,他只感谢志友,他只感谢,因他得和志友来同把这革新的责任担负。在这段诗里,反抗与斗争的意味相当明显。与此相呼应,2003年金田兵在回忆《作风》的内容时,有如下的表述:“内容着重于反战、反掠夺及反映放逐、贫困生活的作品。当时是针对侵略战争,敌伪实施的‘国兵法’、‘抓劳工’、‘思想矫正法’以及‘出荷’、‘配给制度’等形势翻译的。”[1](PP.101-102)由此可见,和内地的弱小民族翻译作品集一样,伪满洲国的《作风》,也在通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来曲折地、间接地回应和控诉处于伪满洲国殖民统治之下的中国人们丧国丧权的政治和生活现状。这里需要特别谈一下放逐题材的作品,也就是在附表中被归类为“望乡”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以同情的口吻描写被放逐出祖国的漂泊者们的思乡之情。它们虽然并不直接对应伪满中国人的处境,也与弱小民族文学的概念有冲突之处,却能间接地传递伪满中国人思念祖国、渴望重新成为祖国一部分的情怀。

①具体来说,在伪满的中国人,并非从祖国放逐到伪满洲国,而是在自己的家乡被殖民,所以难称“放逐”;而《作风》中许多被放逐者,比如白俄和墨西哥人,都是因为家乡的解放革命而被迫流亡的被革命对象,所以同情他们的流亡,事实上恰恰与“弱小民族”概念所内含的民族解放独立精神相左。但是,在一方面涌动着难以压抑的民族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却不能直接批判殖民主义的伪满洲国,放逐成为传递中国人向往祖国之心的替代性题材。这种以他国人民的放逐题材替代本国民族主义书写的策略,不仅出现在翻译作品中,也出现在伪满中国作家的创作作品中。举例来说,《作风》同人作家石军在194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混血儿》,就曾因“通过亡命满洲的白俄人的痛苦和感慨来唤起满洲民众的祖国意识”而遭到检举。②总体来说,金田兵的总结与我最初阅读《作风》杂志的感受基本一致。从文末的附表中可以看出,被放逐者的反战和望乡之情,以及底层人民生活的贫困,的确是《作风》所选作品中最普遍和突出的主题。而作品间主题的对应性,又更加渲染了单篇作品的进步意义。一些本来可以有多种诠释的作品,因其中进步的主题能和其它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相呼应,而使阅读整本杂志的读者有可能将其作进步方向的解读。举例来说,《雪莱与现代》这篇文学评论,作者是日本学者横山有策,以30年代中国的标准来看,并不能算弱小民族文学作品。但是评论全篇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倾向来解释雪莱作品的意义,不仅本身属于进步作品,而且在《作风》杂志中紧随雪莱的散文《圆形竞技场》之后,还可以影响到读者对雪莱散文的解读。雪莱的这篇作品,本来是一篇含义模糊而丰富的哲学性散文,在《雪莱与现代》的观照下,其自由解放的思想得以凸显。遗憾的是,《雪莱与现代》一文,因为思想倾向过于激进,在《作风》出版后不久就被伪满洲国当局勒令删除。[1](P.102)关于其它作品间主题的呼应,将在下文讨论朝鲜小说的翻译时详述。正如《作风》的编者所说,这样大规模的翻译作品的募集,在当时的伪满洲国还属首次。在那前后,从1939年到1941年,伪满洲国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翻译作品集,比如《世界著名小说选》[6]、《世界名小说选》(1-5)[7],《近代世界诗选》[8]等,但这几本都只是将已经在中国内地出版的翻译作品编选在一起而已。与此不同,《作风》杂志是由编辑者先联络散落在东北各地的有翻译能力的作者,在他们同意投稿之后,由他们自选作品进行翻译。

③因此,这本翻译集包括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且大多从原文直接翻译,而非通过日译等中介译本转译。如前所述,《作风》的编辑有一些总的编选倾向,译者们选出的作品,也大多符合编选原则。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比如爵青翻译纪德的《放埒之书》,就明显是出于自己对纪德的喜好,对编辑的进步倾向似无过多考虑。换句话说,采用编者统筹、译者自选的方式,在伪满洲国对外国文学作品进行有组织的自主翻译,在当时的确前所未有,这种编辑方式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使整本杂志的主题保持统一,凸显进步色彩,又尽可能给予译者选择和翻译的自由,提高他们的参与热情。当然,译者自选的方式,也就必然会产生一些不能很好呼应统一主题的作品。

二、《作风》中的朝鲜文学作品翻译

《作风》中收录的朝鲜文学作品共有三篇,按顺序分别是王觉翻译的李光洙的《嘉实》,以及古辛翻译的李孝石的《猪》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译者王觉为在伪满洲国参与国民党反满抗日活动的国民党地下党员,作品可能是通过收录在《嘉实:李光洙短篇集》中的日译转译成中文的。[9](P.146)译者古辛背景不详,其翻译的两篇作品均在1940年于日本出版的《朝鲜小说代表作集》[10]中出现,可以推测也是从该书中通过日文转译。这三篇朝鲜文学作品的选择,都和杂志的反战、放逐、贫困的编选主题相符。《嘉实》的故事发生在古代,讲一个新罗的农村青年在和邻家女子订婚之后,代女子的父亲服兵役。可是在战场上和高句丽士兵的对话,却让他发现两边的士兵都因受统治者所蒙骗而被卷入毫无意义的战争。后来,他被迫留在高句丽的一个村落中生活,但始终想要回到新罗的家。在故事的结尾,他终于踏上了归乡之途。《猪》则反映底层农民的贫困,讲述一位农民因为疏忽导致猪被火车撞死后的心痛。《赭色的山》将背景放在满洲,以一位在满洲旅行的朝鲜医生的视角,讲述在满朝鲜农民受到中国地主的迫害后,一个不事生产的朝鲜混混挺身而出去讨公道,结果被中国地主打死的故事。在死前,这位朝鲜混混望向祖国的方向,要求医生为他唱怀念祖国山水的爱国歌,歌声最后变成了全体村民的合唱。

当然,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这三篇朝鲜小说,其文本本身也都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但本文想要强调的是,由于《作风》整本杂志有统一的编选原则,所以选集性质的杂志便具有了规约文本意义、引导读者以既定方式解读文本的作用。因此,上面谈到的故事梗概和解读,也只是在《作风》这一选集的空间内获得的阐释。下面,我将以具体作品、特别是《赭色的山》为例,对此观点作进一步说明。首先,虽然前文已经说过,《作风》和弱小民族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编者的后见之明,但这里仍可以探讨一下将朝鲜文学作为弱小民族文学翻译的可能性。在前文中介绍的上海出版的一系列弱小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集中,截至1934年为止,还没有朝鲜文学作品出现,但1936年胡风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小说集》中,正式将朝鲜文学作为与台湾相同的被殖民地文学介绍给上海的读者。此后出版的《弱小民族小说选》中收录了胡风书中张赫宙的小说《山灵》,《弱国小说名著》则收录了张赫宙的另一篇小说《姓权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到30年代中期为止,当时的殖民地朝鲜已经普遍被中国内地认为是弱小民族,其作品也得到上海文学翻译界的关注。而将朝鲜小说作为被殖民地文学翻译到伪满洲国,则有更微妙的意义。当时,对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来说,殖民地朝鲜成为面临存亡危机的中国的警示,而朝鲜人民则是同在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阵线上的同志,这成为他们翻译朝鲜文学作品的出发点。但对于已经沦为殖民地的伪满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翻译讲述朝鲜移民贫困生活和思乡情怀的小说,直接成为高压统治下自身现实命运的曲折代言。不仅如此,在满朝鲜移民和其它那些因为国内解放革命而流亡的白俄等人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可以说是最符合“弱小民族”概念的表现对象。我以为,这些是《作风》翻译朝鲜作品的出发点,也客观上规约了在《作风》中对这些作品的解读方式。以《赭色的山》的翻译为例。这样一篇强调伪满中朝民族矛盾的作品却会被《作风》的译者选中翻译,引人深思。小说的满洲背景,曾引起伪满中国读者的关注。[5]此外,作品中的压迫者是中国地主,而非全体中国人,中国读者由此可以从阶级压迫而非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解读。这些都可能曾是译者的考虑因素。不过我以为,译者选择此文翻译,最主要的动因当属故事的贫困和放逐主题,特别是后者。若说满洲背景,在此文的翻译底本,即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有三篇都和满洲有关。此文之外,还有金东里的《野蔷薇》和李泰俊的《农军》。

①前者写一位朝鲜农民的妻子,在新婚丈夫赴满之后,在妈妈的帮助下辛苦地攒出旅费,即将赴满和丈夫团聚的故事;后者则取材伪满洲国里中国农民和朝鲜农民之间的纷争。在这三篇小说中,译者唯独选择了《赭色的山》,或因为作品不仅描写了朝鲜移民在伪满洲国受压迫的悲惨生活,更在文末大写他们思念祖国的望乡之情,这和《作风》中多篇作品的放逐主题相呼应:如《嘉实》中流落高句丽的新罗青年的思乡之情、英国小说《败北》中因战争而流落德国沦为妓女的俄罗斯姑娘的孤独、法国小说《大尉索古普的茶》中白俄流民和墨西哥移民在巴黎的偶遇和互相温暖、俄国小说《放逐》中一群流落西伯利亚的被放逐者们对故乡生活的回忆等等。①反观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另两篇满洲题材的作品,则并未突出民族主义意识。在朝鲜,金东仁小说发表当初,并未有什么反响,但战后很长时间,该小说都被当作韩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典范广为传播,还一度被收入小学课本。另一方面,已有韩国学者指出,金东仁的《赭色的山》的创作,客观上声援了日本帝国主义。小说最初发表于1932年,正是1931年7月的万宝山事件刚刚结束之时。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挑起的中朝农民冲突,冲突发生后,由日本操控的朝鲜媒体大肆夸张,编造鲜农死亡的新闻,在当时的朝鲜国内引发排华惨案。金东仁从未去过满洲,受新闻报道的影响,民族主义情绪勃发,写下了这篇和他的其它作品完全不同的爱国小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夸大在满中朝农民的矛盾冲突,把自己打造成在满朝鲜农民的保护人,从而获得在该地区扩张势力的口实。而金东仁的《赭色的山》,正应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11](P.21)这或许也正是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会翻译《赭色的山》以及其它满洲相关小说的原因之一。不过,正如上文所说,《赭色的山》能被翻译成中文,却是因为其中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和伪满中国读者反满抗日的爱国情绪产生共鸣。也就是说,如果说《赭色的山》的原作中隐含着日本殖民者和中国地主两种伪满洲国朝鲜农民的压迫者的话,那么在作品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的过程中,因为收录的选集性质不同,被强调的压迫者也就不同,这导致了作品的社会效果和作用不同。就《作风》而言,通过文学翻译和选集编选,《赭色的山》中与日本帝国主义共谋的负面作用被削弱,爱国思乡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得到了强调。

但是,这样的解读,都只发生在《作风》杂志这一有限的、可控的文本和文化空间内。同样的作品,在出离这一空间时,就会有不同的解读。1941年,伪满洲国出版了王赫编选的《朝鲜短篇小说选》,[12]按目录依次收入了以下作品:金东仁《赭色的山》、张赫宙《李致三》、李孝石《猪》、李泰俊②《乌鸦》、张赫宙《山狗》、金史良《月女》、俞镇午《福男伊》、李光洙《嘉实》。这些作品都由伪满的中国译者翻译,已在当地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王赫再将他们结集出版而已,除了作品都是朝鲜小说这一共通点之外,没有特别的编选主题。从中可见,《作风》中的三篇朝鲜小说也收入其中,但三篇顺序并不相连。该书出版之后,文艺评论家陈因在1941年10月的《盛京时报》上以三期连载的形式将所收作品一一点评,其中对《赭色的山》尤其不能理解。他说:在这一册选译本,头一篇题名《赭色的山》,金东仁昨(引者按,应为作,古辛译),是颇富有民族情调的一篇。……但,对着这样的故事,越过了汹涌奔腾的鸭绿江,用了此岸的观点,是很容易遭受到对这样的作品,有着不满的批评。……只(引者按,应为至)少觉得愕然。如彼此二民族,在同一的命运之下,反看到了自残的作品不能觉得奇怪。[13]也就是说,评论者虽然看到了作品的民族主义倾向,但仍然把作品的中心思想理解为对民族矛盾的控诉,并由此感到不满和不解。他承认伪满洲国存在中朝民族矛盾,但仍然认为小说里的事情不会发生,而且作者“不能有更正确的世界观,只在淡薄的、狭隘的民族圈子里玩把戏”。[13]不仅如此,评论者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可能与小说作者不同,特别强调“用了此岸的观点”。换句话说,与其说这是一篇客观的文学评论,不如说作者是在抒发作为中国读者的不满。反观小说的译者为了给具有进步倾向的《作风》组稿,特地在日译《朝鲜小说代表作集》中、特别是三篇满洲题材的小说中挑选了这一篇,其出发点与陈因的读后感必然不同。前文已论述了小说的民族主义结尾与杂志主题和其它作品的呼应关系。这里,通过陈因的酷评,我们可从反面看到,不同的编选方式,有可能在根本上影响作品的解读。

三、《赭色的山》和《富亿女》:伪满洲国朝鲜文学的位置和困境

《富亿女》是伪满朝鲜作家安寿吉的短篇小说,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篇被翻译成中文的伪满朝鲜作家小说,中译发表在伪满中文杂志《新满洲》1941年第11期的“在满日满鲜俄各系作家展特辑”里,[14](PP.225-228)比《作风》的出版晚一年。安寿吉(1911-1977),伪满朝鲜文坛的领军人物,提倡朝鲜人应在满洲扎根生活并积极建设这处“北乡”。他不仅自己创作了大量书写朝鲜人满洲移民开垦史的文学作品,而且在伪满积极开展文学活动,创刊并主编了伪满朝鲜人作家同人杂志《北乡》,并积极与其它民族文人交流。《富亿女》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朝鲜农村生活的贫苦女子“厨女”(在朝鲜语中与“富亿女”几乎同音),她嫁给有钱人家以后受尽虐待,被赶回娘家暂住。在娘家居住期间,她和邻家长工长松心生爱意。长松的亲戚在满洲务农,于是长松要厨女和他私奔到满洲,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厨女的婆家发现她的私情,于是彻底将她扫地出门。回到娘家,邻家的小孩数落她,“想起长松了?现在哭啥,当初长松要和你私奔的时候,就该和他一起走啊”。①这篇小说被译成中文,是安寿吉本人在和《新满洲》的主编吴郎、编辑吴瑛(吴郎的妻子)沟通后自荐的。[14](PP.75-85)纵观安寿吉本人的创作和伪满朝鲜作家的创作,主流都是讲述朝鲜人民开垦满洲的移民开垦文学。然而作家却选择这样一篇非主流的、只和满洲有想象性联系的短篇《富亿女》介绍给中国读者,其背后有诸多考虑因素。当时,伪满的朝鲜文人都非常期待自身的朝鲜语作品能被翻译成日文或中文,能在伪满文坛有更大的影响力,却屡屡受到忽视和冷遇。而《新满洲》的在满各系文学专辑企划,对他们来说是难得的机会。[15](PP.195-211)安寿吉本人也对《新满洲》的编辑吴瑛说过,“我们的处境相同,可以在文学活动中相互协助”。[14](PP.76-77)由此可见,安寿吉非常重视本人作品的中译,以及他与伪满中国作家的联系。在此背景下,他无法自荐移民开垦类作品,因为他“时刻警戒着满系(包括汉族)将朝鲜系看成是侵略者、日本系的走狗。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担忧他们将朝鲜人的开垦移民史,理解为与日本人的侵略具有相同性质的行为”。与之相反,安寿吉可能会认为,只有像《富亿女》这样,在满洲之外将满洲想象成一片可以自由恋爱的新天地的文学作品,才能既和满洲有关,又能为伪满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民族杂志范文第2篇

书籍属于当时重要的文化消费商品,其封面设计包装和其他商品一样需要挖空心思和投入相应的资金,从而达到更好地将商品销售出去的目的,追求书籍封面设计的“醒目”“、震撼”,成为书刊商家和封面艺术设计者的共识。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书籍成为重要文化商品的共同触动下,书籍封面的种类逐步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为了获得更好的书籍销售市场,民国时期各大出版机构在没有设置专职的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设计家的情况下,专门聘请了大量的作家、教育家、画家等从事书籍的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其中,鲁迅、丰子恺、闻一多、叶灵凤、陶元庆、陈之佛等人也参与到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的过程之中。这些艺术和教育名家们在为书籍设计封面和装帧之时,注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设计中体现出显著的民族性特征。同时,他们还将西方的艺术思想大胆地引入到书籍封面设计中来,实现书籍封面艺术设计在保持其民族性的同时具有创新性,实现中西艺术的结合,推动了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的发展。该时期的封面设计艺术作品已经较为成熟,并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国家书籍的造型,而是在对西方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将部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元素有选择性地融入、应用到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之中,较好地表达了设计家的艺术思想,实现中西方国家艺术元素的有机融合。比如,在陈之佛设计的《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的封面之中,其采用了中国古典的图案,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性特征,同时其图案样式丰富多彩,不仅有中国的传统图案,同时还有西方图案和日本图案,封面设计具有显著的创新性。该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大量使用美术字,将中国汉字进行几何化、图案化的变形,从而让书籍名称的汉字与其他相关汉字也成为封面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具有良好的审美效果。

二、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民族性

民国时期,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已经成为一股潮流,甚至不少人还形成了“崇洋媚外”的倾向,许多文化艺术作品均注重借鉴西方造型及其经典人物,有不少西方造型直接被移植到中国书籍的封面上,而这些封面的造型和书籍的内容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此种“照搬”的封面艺术设计逐步受到了人们的反思。比如,鲁迅就十分反对单纯的“拿来主义”,反对在封面艺术设计中“照搬”西方造型,对如何融合中西方文化运用于封面艺术设计进行了探索,鲁迅为此作出了突出贡献。鲁迅在《论“旧形式的存在”》一文中提出“: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

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同样如此,当时出版的鲁迅的许多书籍均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金石篆刻、汉代画像砖等经常性成为鲁迅书籍封面设计中的造型,,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性特征。比如,《桃色的云》是鲁迅的翻译作品,该书于1923年出版发行,该书是一位盲人诗人的童话集,在对书籍的封面进行设计之时,使用了飞禽走兽以及横条带状的造型图案,这些元素是从汉代画像砖中提取出来的,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结构,在艺术作品上表现出来就是,非常注重想象,强调一种情绪上的和谐,不喜欢物欲化,而是注重精神的享受,注重情理交融。因而,民国时期不少艺术家的书籍封面设计作品,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民族元素,赋予了封面设计中国灵魂,和西方文化中注重感官刺激的审美倾向完全不同,通过运用比喻、夸张、象征等手法描画图案,以此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与内涵,促使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装帧艺术设计具有显著的东方神韵,民族性特征十分显著,让读者在翻阅书籍之时就感觉到东方神韵在哗哗流淌。1927年,《文艺与》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在表现“性”的封面设计之中,设计者并非像西方国家的书籍一样直接将那些和相关的元素展现在封面上,而是以高雅的花朵、富有生命力的叶子来象征书籍的内容,可谓超凡脱俗、高雅丰富。民国时期许多杂志的封面设计中,也非常注重传统民族元素的运用,不少杂志的封面设计将传统文化中的敦煌艺术、石刻、青铜器、瓦当纹样、彩陶、青花等作为设计的元素、图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民族性特征。比如,《甲寅》杂志就是此方面十分经典的案例,其封面采用古代的器物造型作为图案,而《甲寅》这个杂志就是积极倡导中华民族传统的刊物,将中国的古典形式和刊物的内容相互结合起来,同时也将字体较为巧妙地融合到器物之中,为了突出“甲寅”,还刻意刻画了一只老虎在封面的下方,十分令人瞩目,设计可谓十分独到,是体现民族性特点封面设计之佳作。

三、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创新性

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的生命力还在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传统、民族特点,封面设计者们还通过积极主动的学习,在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下采纳西方文化艺术的精华,推动了该时期封面设计的创新发展。随着民国时期书籍买卖市场的逐步发展繁荣,人们逐步发现在封面设计中赋予更多的视觉元素更能够获得读者的喜爱,因而逐步开始重视在书籍封面中融入更多的视觉元素。刚开始时,部分出版发行商将月份牌上的仕女图运用到书籍的封面上,后来发现能够增加书籍的销量,其他出版商纷纷效仿,直至最后发展成为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视觉文化。鲁迅的《伪自由书》被查禁之后,鲁迅将其书名修改为《不三不四集》予以继续出版发行,而且还在封面的上方加上“weizjushu”的条幅,封面的视觉文化与鲁迅的个性获得了一致。此外,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西方文化中的元素也逐步丰富了民国时期书籍封面设计中的元素,使封面设计更具创新性。

民族杂志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图书馆;民国期刊;历史载体;刊物馆藏;历史价值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进程中,各个时期的报刊是一份无法被替代的文化遗产。“民国期刊”是指1912年至1949年10月1日前出版发行的杂志、期刊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载体之一,有其独立存在的时代价值,绝不会因过期、休刊等原因而过时无用。民国40年,是一段有着特殊历史背景的时期,在那多事之秋,作为知识和政治舆论的载体,“民国期刊”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它的内容反映了我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诸领域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馆藏民国期刊概况

中国民族图书馆入藏的民国期刊非常丰富,共藏有民国期刊531种,18152多册,收藏是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努力搜采,逐步积累起来的。入藏渠道主要有二种:接收捐赠约为30%、自己采购比例约为70%。中国民族图书馆为馆藏民国期刊的整理和保护做出了许多努力,于2007年启动了“建立民国期刊数据库”工作。首先,进行拆捆、理顺工作。按音序细分、整理上架;第二,抽调有经验的编目人员,按照馆制定的“民国期刊报纸编目条例”有计划、分步骤地进行书目数据数字化,包括抽取样本、、著录、输入馆藏;第三,打印并粘贴书标、装盒、归架等步骤。历时4年,至2010年底,馆藏所有的民国期刊完成全部书目数据数字化工作,可以在馆内网络上查询。2015年,课题《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中文民国期刊题录及提要》在上述工作基础上对馆藏中文民国期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二、馆藏民国期刊特征

(一)馆藏民国期刊学科特征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内容广泛,几乎涉及各个学科,其中以社会科学类数量最多。社会科学部类期刊藏量最高,共470种,约占88.5%,该部类中“政治、法律”类期刊藏量最多,共138种,约占26%,超过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政治类期刊占有较大的比重;“历史、地理”类期刊藏量位列第二,共86种,占16%多一点;“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期刊藏量位列第三,共68种,约占13%;“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藏量位列第四,共61种,约占11%多一点;“文学”与“经济”类期刊藏量位列第五第六,分别为53种和50种,合起来占19%。以上6种所占比例达到馆藏总量的85%,达到社会科学类总量的97%。另,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类期刊33种,自然科学类期刊15种,综合性期刊13种,这三大部类期刊占总藏量11%略多一点,其中生物科学类期刊最少,仅收藏一种,稍次为地球科学、工业技术和交通运输,这三类各收藏2种。综合上述情况,馆藏民国期刊中政治、地理历史社科总论、教育、文学、经济等社会科学类期刊所占比例极高,而哲学、自然科学及综合性图书类期刊所占比例极少。这种收藏比例非常符合早期中国民族图书馆作为社科类专业图书馆的定位。

(二)馆藏民国期刊年代特征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时间跨度是1902年至1949年,从严格意义来说,不仅是民国期刊,还包含有清王朝被推翻前十年的期刊,足见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的重要性和珍贵性。清宣统三年辛亥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于武昌起义,推翻清朝帝制。湖北军政府的文告和各省响应的宣言不使用年号,使用黄帝纪年。革命党人讨论成立共和政府时,认为黄帝纪年也不合民主共和的宗旨。各省代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大会,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年(1912年)元旦正式就职,通电各省,颁订国号为中华民国,并且不再使用帝制的年号,以黄帝纪元4609年11月13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阳历。中华民国纪年以1912年为开始,以1949年为终,共38年。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所覆盖的从1902年至1949年的50年,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变迁最大的阶段,经历了帝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军阀割据、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外族入侵家国破碎的八年抗战期、直至建立共和国,馆藏民国期刊以官方与民间不同的视角记录下了这段历史。

(三)馆藏民国期刊出版周期分类

期刊按其出版周期分类,大致可分为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不定期刊等。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中,月刊数量最多,246种,所占比例将近一半,为44.7%。主流出版周期的月刊加上半月刊、季刊和周刊,比例达到75%,占总藏量的四分之三。馆藏不定期出版的民国期刊有55种,占比超过10%,主要是学校校刊和宗教团体出版的期刊。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里有几种少见的期刊种类:“3日刊”、“半周刊”、“5日刊”,数量不多,却能体现出民国时期期刊的多样性。馆藏民国期刊3日刊有2种,分别是《抗战》和《扫荡》。1931年3月由时任国民政府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3日刊,目标是针对共产党工农红军,是施行统治的宣传工具。《抗战》三日刊是抗日战争期间的抗战代表刊物,是由邹韬奋先生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办的,该刊由抗战三日刊社发行,每三日发行一期,16开本。该刊在上海沦陷后从第30期迁往汉口,及至次年7月3日,《抗战》三日刊共出版86期,随即它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后迁往重庆,到1941年2月被迫停刊。馆藏民国期刊半周刊有3种,分别是《黄埔潮》、《广西省政府公报》、《小广州人杂志》。《黄埔潮》是黄埔军校出版的革命军人杂志,1925年10月创刊,于每星期三、六出版。1945-1947年出版的《广西省政府公报》半周刊是政务刊物,颁布法规,传达政令及广西省政府各项指令。《小广州人杂志》是1949年广州出版的社会新闻刊物,有时局、人物、内幕等几种专辑,报道时事,叙述各党派军政人物及其秘闻轶事。2种馆藏的民国时期的“5日刊”是1931年的《四川省政府公报》和1934年北平成达师范学校编印出版的《成师校刊》。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的531种民国期刊中,有41种期刊的出版周期发生过变化,占馆藏的7.7%,如《时事月报》改名为《抗战半月刊》,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的《现代史学》在抗日战争期间因经费短缺、学校迁移,月刊变为季刊。究其原因有三:第一,资金出现问题,此原因所占比例较大;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大学、人才向西南转移,时局动荡,物力维艰;第三、日本占领区和国民政府的新闻出版审查制度。

三、馆藏民国期刊专特号

中国民族图书馆馆藏民国期刊专特刊共有229种320册,约占馆藏期刊种类的43%,总册数的2%。近一半种类的期刊都有专特号,体现馆藏民国期刊刊种多、专特号多的特点。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政局动荡,但社会上和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却一直不断。当时各种主义、思想非常活跃,学者们先后围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统制经济与自由经济、民主与独裁、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工业化与农业化等十多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创建了许多新刊物创刊号。同时,由于思想文化碰撞,加之国民党在思想上的禁锢,出版上的政治审查,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文化侵略,导致很多民国时期的期刊出现停刊号、复刊号、终刊号。针对社会热点学术焦点国家大事更出版了许多专刊号。专特刊出现的频率因刊而异,有的刊物多些,有的少些。但无论数量多少,其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均是不容忽视的,在收藏价值和资料价值上更具研究意义。

(一)创刊号在期刊收藏中,创刊号总是特别珍贵。一般来说,一个刊物的创建,是办刊者,或个人或一个群体,经过了深思熟虑筹划后的决定,内中的发刊词则是期刊的灵魂与方向。创刊号作为刊物的首期,从封面设计到开本印张,无不浸透着办刊者的心血,是办刊人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创刊号不仅是一册期刊,更是一份出生证明,自我介绍了创刊缘起,以及办刊宗旨、风格、栏目设置、编辑人员组成、征稿要求等等,极具收藏价值。我馆共收藏民国期刊531种,有创刊号的期刊183种,占比35%。

(二)复刊号复刊号是期刊经历里停刊或休刊后重新发行的第一期,期刊名一般沿用之前的名称,期数有些会延续之前的期号,有些则会按年度新记期数,还有些复刊后改变了出版周期。复刊期刊大多会在第一期标明“复刊号”。馆内收藏有复刊号7册:《新中华》《贵州财政月刊》《广西省政府公报》《边政月刊》《教育通讯》《清真铎报》《中央银行月报》。

(三)号外期刊号外指定期出版的期刊在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临时编印的期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故称号外。号外往往具有史料性、突发性、及时性的特点,特殊时期号外出的比较多。馆内收藏的号外计有《光》《光明》《读书杂志》各1期、《文献》3期,4种共6册。

(四)特辑特辑,是为特定主题而编辑的文字资料、报刊,或针对某一题材或者专题整理收录所做的专辑,为学术会议出的专刊有些也称为特辑。馆藏专辑有《西康经济季刊》《西北角》《文摘》各1期,《文艺阵地》5期,4种共8册。

(五)特刊、纪念号特刊是指报、刊为纪念某一节日﹑事件﹑人物等而编辑的一期或一版。如元旦特刊。馆内收藏有16册:《康藏前锋》《广大学报》《黄埔潮》《边事月刊》《苏俄评论》《谈风》《云南大学学报》《中国学生》《金石书画》《读书杂志》《柳州回教特刊》各1期、《无产青年》2期、《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公报》3期,13种16册。另有《黄埔潮》《史学述林》2种各一期纪念号。

(六)专刊、专号、增刊号专刊专号,是围绕某一特定主题编辑的特刊。期刊是有周期的,正常出版的期刊叫正刊。增刊和专刊,都是临时性出的,是在正刊之外的。不属于正常连续出版的期数里面,一般增刊或专刊都会在封面上注明“增刊”“专刊”字样,一些专刊、专号、增刊号不记录收录于总刊数里。馆藏注明专刊专号的有89册,如《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己丑度亡利生息灾法会音声》《前哨•文学导报-纪念战死者专号》《洪水———增刊号》等。(七)期刊更改名称期刊名称是期刊的符号,是期刊性质、期刊定位、期刊出版方针、期刊出版宗旨、期刊出版理念、期刊所服务的读者类型等等信息的综合体,是最能直接呈现办刊宗旨和读者类型的要素。馆藏的531种民国期刊中有57种期刊因各种原因改过名字,占比约10.7%。如《地理杂志》改名《方志月刊》;中央苏区创办的党团群众性刊物《实话》于1933年和《党的建设》两刊合并改名为《斗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前哨》处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之下不能如期出版,改名《文学导报》;《抗战》杂志,由于受上海租界当局的压制,被迫改名为《抵抗》,后又与《全民》周刊合并为《全民抗战》。

四、馆藏民国期刊的地域性

一个地区期刊出版的状况,主要取决于这个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与识字人口比例,以及纸张、制版、印刷等物质与技术条件。馆藏民国期刊的地域性分布基本印证了这个观点。

(一)馆藏民国期刊出版地相对集中,出版地域覆盖面广上海、北京(北平)、江苏(主要是南京)、四川(主要是成都和康定)、重庆5地出版的期刊有390种,占馆藏民国期刊总量的73.45%。反映出民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分布情况。民国时期的上海被称为“上海特别市”,是集政治、经济、金融、文化、工业等各方面为一身的国际都市。北京(北平)在当时虽不再是首都,但在教育方面仍有关键优势,拥有国立的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被国际人士称为“中国的波士顿”。江苏,主要是首都南京,是政治和文化中心。四川和重庆做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和“陪都”,支撑着抗战时期中华民国的主要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馆藏民国期刊的出版地域覆盖面广。除上海、北京(北平)、江苏(主要是南京)、四川(主要是成都和康定)、重庆5地外,占馆藏四分之一(约26.55%)的民国期刊出版地区涵盖了民国时期中国六大地理区,即东北地方、塞北地方、北部地方、中部地方、南部地方、西部地方。陈独秀创办于安徽芜湖的《安徽俗话报》,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国师季刊》,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创办于济南的《田家半月报》,四川乐山出版的《国立清溪职业学校校刊》等等。另有台湾出版的7种65册、香港发行的4种123册民国时期期刊,还收藏有在日本出版的《民铎杂志》、《关陇》、《新民丛报》,以及新加坡出版的《佛教人间》、《南洋杂志》、《南洋学报》。有1种期刊出版地不详,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蒙藏语文研究会出版的《西藏语文研究专刊》,原因是没有规范的版权页。

(二)期刊刊载的主题和文章内容覆盖全国各个地区馆藏民国期刊有许多是面向某一地区,或为某一地区发声的刊物。如《东北月刊》、《西北》、《西北工合》、《蜀铎》、《绥远旅平学会会刊》、《新蒙古》、《新新疆》、《康藏研究月刊》、《福建文化》、《新绥蒙》、《天山月刊》、《滇黔》、《新宁夏》、《台湾通讯》等等。这些民国时期的期刊都有相当的篇幅记载了当地的自然、人文、地理现状,具有打破地域隔阂、增进相互了解、破除刻板印象、启蒙国人、唤醒民众的作用。尤其抗日战争期间,国府及民众西迁,西南西北渐成后方,人力物力财力也一并西迁。为给西迁的民众与官员、军人增加对西南西北的了解,《西北史地》、《西北文化》、《西南周刊》、《蒙藏月刊》等等“大后方”很多杂志都将内容重点落在对西南西北的名胜宣介与民俗风情的介绍上。这些旅游资源介绍和历史沿革研究的文章不仅对当时的西南西北开发起着积极作用,而且成为今人对西南西北民俗文化、地貌勘探、历史沿革等方面研究的宝贵资源,并对开发边疆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红梅.山东省图书馆藏民国期刊述略[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3(5).

民族杂志范文第4篇

1938年,卫惠林《边疆民族问题与战时民族教育》一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作者分别记述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在教育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指出应从巩固国防建设和增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来认识边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欲解决此等边疆民族问题,完成团结御侮之神圣使命,有两个根本的途径,即普遍的推行民族教育与彻底刷新边疆政治,此二者有密切之关联:边疆政治之刷新必须借民族教育之推行为其前导,为其依据,因为边疆政治制度容有种种障碍不易一时革除者,但民族教育则可以在民族战争的神圣要求下迅速推行”。最后,作者在介绍战时民国中央推进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战时在边疆地区实施民族教育所应遵守的几个重要原则,包括革除华夏蛮夷的思想认识和民族偏见,尊重各民族固有的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现行的政治与社会组织,推行生产教育、开发边疆富源,推行社会文化事业、激发民族抗战意识等十条原则。

1943年,曹树勋研究民族教育的著作《边疆教育新论》问世,该书“凡四编十六章八万余言,其中关于边教概况之记述,占全书十分之三,边教问题之讨论,占十分之七”。书中不仅对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指导方针以及语言政策、经费政策和边地青年教师、学生的优待政策进行了论述,而且对“民族问题与教育”“语文问题与教育”“宗教问题与教育”,以及推行边疆教育的方法等问题作者均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由此可以看出,即使是这三本当时影响颇大的学术著作,各书作者都是基于少数民族教育实地调查的前提下,来探讨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问题。作者们对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讨论仅仅是以事件背景或结论建议的方式在文章部分出现,而且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着墨亦是有限字数的或是局部问题的分析,缺乏细致而深入的政策分析。

除传统文献资料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史料的最大特色就是报纸杂志。虽然中国报纸产生于唐代,宋、明、清也都有供宫廷和官府使用的邸报,但是报纸杂志的兴盛与发展则是民国以后的事情。据统计,从民国初年到1949年底,全国各地编辑发行的各类报纸大约不下10000种。民国时期是我国报纸杂志新闻事业繁荣和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之一。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很多高校设立的教研机构,鉴于国内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意义亦将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创办了很多以服务边疆、建设边疆为主旨,探讨中国边疆和边疆教育问题的学术杂志,比较有影响的有:《边事》《边疆通讯》《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边政公论》《边疆研究通讯》《西南边疆》等。这些杂志刊登发表了许多有份量的边疆教育论文,如芮逸夫在《西南边疆》上发表的《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徐益棠在《边政公论》上撰写的《试拟国立边地文化教育馆组织大纲草案》等。这些论文涉及范围宏阔,研究角度各异,既有理论性的文章,也有实证性的报告。除此之外,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很多教育刊物,如《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教育公报》《教与学月刊》等均刊录了一定数量的、探讨边疆教育问题的文章。

与著作相比较,边疆史地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方面的文章较为丰富,发表时间集中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而且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不同阶段,这些文章关注的重点或研究视角的选择亦各不相同,并呈现出一种由具象到抽象、由实践活动到理论阐释的层级递进关系。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是南京国民政府边疆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兴办的草创阶段,国家政府和民众社会亟须通过实地调查来了解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状况,为政策制定和教育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因此,这一时期发表的边疆教育的文章主要是对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状况的现状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来探讨边疆教育的方法和途径,如《边疆教育的现况》、《我国边疆教育之计划与设施》、《云南教育事业的现状》和《甘肃教育概况及改进计划》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北、西南地区成为了抗战的大后方,边疆地区备受国人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体系已渐趋成形并初见成效。对边疆教育问题的讨论或边疆教育政策实施方面的意见或建议便是这一时期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如《实施边疆教育之管见》《推进边疆教育问题之商榷》《抗战建国与边疆教育》《边疆问题与边疆教育》《民族政策与边疆教育》等。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内局势的变化,当时学人对各项边疆教育事业进行了重新审视,为边疆教育寻求更加适合的发展途径。这一时期的边疆教育类文章以回溯性或总结性题材居多,代表性文章有:《今后实施边疆教育之商榷》《近年来边疆教育概况》《现阶段边疆教育总检讨》《十年来我国的边疆教育》等。上述研究成果的共同视角是从边疆史、边疆教育史的角度来讨论边疆教育政策问题,它们突出了研究问题的边疆地域特色,注重从国家宏观层面或区域层面来探讨边疆教育政策问题,以普适性或普遍性的施政纲领意见得出或政策体系构建为研究的主旨要义。

二、80年代后民族教育史研究中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民国少数民族教育多持泛政治化的批评态度,研究成果难免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思想解放,民国时期的许多历史文献资料和档案史料相继公开,人们对中国近代这段百年沧桑的历史有了多角度的理解,开始尝试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去观察、审视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历史制度和历史人物。分析和评述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亦更趋向理性和客观。1980年以后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多采用民族教育史的研究路向,较少采用边疆史、边疆教育史的研究路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两条具体的研究途径:第一,民族教育通史类中的部分成果;第二,关于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方的断代史研究中的部分成果。关于少数民族教育的通史类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韩达主编的《少数民族教育史》、谢启晃的《中国民族教育史纲》和吴明海的《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教程》。这三本著作在编写格式上均遵循通史体例,连贯地记叙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情况。但由于通史写作内容宽泛,对于民国时期若干重要事件和关键问题的讨论无法做到深入精微。目前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通史类研究已有不少著述,在谈及少数民族教育的宏观背景、历史发展以及政策指向等方面亦会涉及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讨论或分析。而这种讨论与分析是简单式的或局部式的穿插嵌入,有些时候为了迎合研究旨趣难免会有刻意剪裁的痕迹。因此,内含于少数民族教育通史类研究成果中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分析,只能为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提供佐证或辅助材料,而且限于主题和体例,其对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探讨亦只能泛泛而谈,无法深入到政策研究的本质。

三、少数民族地方断代史研究中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论述

目前学界关于少数民族地方断代史(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以其讨论的地理范围为划分依据,可概括为三类:西北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地区和东北民族地区。其中,对甘肃、青海、宁夏、贵州、云南、新疆、西藏、广西、绥远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其中亦不乏专门探讨少数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如:徐中林等的《试论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丁平的《抗战时期民国政府边疆教育政策在绥境的实施》、李怀宇《论景颇族传统教育的变迁与现代教育的发展》等。张慧真的《教育与民族认同:贵州石门坎花苗族群认同的构建》一文讨论20世纪30年代杨森主政贵州期间,对石门坎苗区推行的教育同化政策,并借此反映国民政府如何以民族主义来收编西南边疆的花苗族群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成员,再现了西南边陲的花苗族群第一次从过去被污名化的“苗蛮”异族,改称为“边胞”这样一个被民族国家认可的国民身份的政策实践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隋丽娟的《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与鄂伦春族教育》一文以世居在大小兴安岭的鄂伦春族为例论述民国政府先后两次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新式教育的状况,文中指出民国政府将开启民智与固守边疆相辅相成的做法,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经验启示。关于地方断代史方面的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朱解琳的论著《甘宁青民族教育史简编》,该书是一部按专题编写的教育史专著,在民族教育史研究领域,采用这种形式撰写的论著尚不多见。该书有两章专门讨论近代以来甘、青、宁地区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全书对于民国政府相关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背景虽多处提及,但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条理地分析。

四、有关民国中央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专题研究

以政策专题研究的角度切入讨论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学术成果较少,著作方面如吴明海的《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该书辟专章论述中国近代中央政府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但是,对于政策仅限于线索式的梳理,没有展开有深度的探讨或得出有创见的见解。在学术论文方面,丁虎生的《民国时期民族地区教育政策述评》一文颇具启发性,文章认为国民政府少数民族教育政策具有反动的性质,并指出政策否认了我国多民族的存在,实行封建奴化教育,指出民国时期对我国民族教育的贡献仅在于形成了一套形式上比较完整的政策执行机构和把新式学校教育引入少数民族地区。然而,马廷中《民国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一文认为民国政府为了促进边疆地区社会的发展,比较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的民族教育,指出民国政府发展边疆教育事业的施政措施及各项倾斜政策对促进边疆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颁布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的法令,建立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对从事民族教育的教职员工实行奖励政策,对少数民族学生在招生和升学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重视边疆民族文化教育的研究等等。两篇论文对立性的观点表明,对近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理论研究亟待加强,在分析和评判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时更应秉持客观考证的“学术性”研究,坚持阶级观点、国家观点和民族观点的统一。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一文从“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边疆教育政策的施行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进行了概要探讨,该文对抗战时期边疆教育政策的考察比较完备,但是作者仅限于对政策文本的梳理分析,对于政策的形成、制定、发展和完善等演进过程尚缺乏相关的纵贯研究。

周泓《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制度》一文从边疆教育的开创及体制、边疆教育纲要及方针、边疆教育委员会、边疆教育计划、边疆教育经费与师生优待、边疆教育设施、边教教材等七个方面审视了民国时期边疆教育制度,该文对边疆教育制度的考察较为完备,但制度的嬗变及其动因没有引起注意。除政策内容本身的文献研究以外,与政策制定有关的行政机构或职能部门亦不乏学者关注。田正平等的《近代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立与演变》一文将中央一级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并细致性地梳理了各个阶段管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机构变迁及相应的职能划分。朱慈恩的《蒙藏委员会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论述了民国时期蒙藏委员会的形成过程及其对边疆教育的实践推动作用。此外,以民国时期某类教育为基础而展开的政策研究亦是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研究的重要课题,如郭弘的《民国时期甘肃藏区初等教育述评》、秦奋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绥远地区兴办的边疆小学》、周泓的《民国时期新疆民族宗教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并行》、杨进铨的《蒙藏学校石虎胡同校址及其历史沿革考辨》等。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对近代民族政策史的研究出版了很多颇具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为学界更为客观和科学地研究近代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如周昆田先生的《三民主义的边疆政策》、林恩显先生的《国父民族主义与民国以来的民族政策》和郭寄峤先生的《民国以来中央对蒙藏的施政》等。

民族杂志范文第5篇

摘要:目的了解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及聚集情况,为该地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2009-2011年吉林省40~79岁中老年1291例,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疾病史、家族史、吸烟饮酒史等。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危险因素聚集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中老年人吸烟、重度饮酒、超重/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暴露率分别为39.66%、15.10%、38.50%、36.33%、34.24%、7.05%。朝鲜族老人重度饮酒、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暴露率均高于汉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不同性别之间,吸烟、重度饮酒和超重/肥胖暴露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不同年龄组间,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的暴露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仅有12.32%的研究对象不暴露任何危险因素,暴露1、2、3种危险因素的对象分别有25.56%、27.73%、34.3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朝鲜族人群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汉族的1.297、1.368、1.477倍;男性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女性的8.553、11.550、19.381倍。结论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及聚集暴露率较高,特别是高龄的朝鲜族男性,要重点关注和干预。

关键词: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

近年来,全世界心血管疾病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在死因构成比上呈直线上升趋势。目前,全国心血管病患者约2.9亿,2012年心血管病死亡率为255/10万,每年约35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有研究表明,吸烟、重度饮酒、超重/肥胖、高血压病、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且当多个危险因素聚集在某一个体上时,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增加。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进行研究,了解该地区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及聚集情况,为该地区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对象资料来自于ICDC国际协作前瞻性队列研究课题,2009-2011年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四平市伊通镇、吉林市乌拉街镇、九台市龙家堡镇、公主岭市南崴子镇抽取4个朝鲜族村和邻近的4个汉族村40~79岁中老年人进行调查,共调查1492例,排除资料收集不全以及血压数据缺失者201例,最终符合本次研究的对象共1291例。

1.2方法

按照统一的调查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调查内容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年龄、疾病史、家族史、吸烟饮酒史等。采集项目包括身高、体质量、腰围、收缩压、舒张压、空腹血糖、血脂水平。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1)高血压诊断标准:收缩压≥140mmHg(1mmHg=0.133kPa)和(或)舒张压≥90mmHg,既往确诊的高血压患者或者调查前2周内服用降压药物者。(2)血脂异常:根据《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中的诊断标准,研究对象满足以下1条者即诊断为血脂异常:①血清总胆固醇(TC)≥5.18mmol/L;②血清甘油三酯(TG)≥1.76mmol/L;③血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37mmol/L;④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1.55mmol/L或<1.04mmol/L。(3)糖尿病诊断标准:FPG≥7.0mmol/L或餐后2h血糖≥11.1mmol/L,并包含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4)超重和肥胖判断标准:BMI24.0~27.9kg/m2为超重,BMI≥28kg/m2为肥胖。(5)吸烟:累计吸烟≥100支者[4]。(6)重度饮酒者(>2次/d)[5]。(7)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聚集定义为在同一个体至少暴露1种危险因素。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其分布特征,采用t检验对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

符合本次研究对象1291例,男性494例(38.26%),女性797例(61.74%);年龄40~79(54.3±9.4)岁,40~岁420例(32.53%),50~岁512例(39.66%),60~岁289例(22.39%),70~79岁70例(5.42%);汉族650例(50.35%),朝鲜族641例(49.65%)。

2.2不同民族人群危险因素分析

中老年人吸烟、重度饮酒、超重/肥胖、高血压病、血脂异常和糖尿病暴露率分别为39.66%、15.10%、38.50%、36.33%、34.24%、7.05%。在危险因素的暴露率中,不同民族的吸烟和超重/肥胖暴露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4个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都是朝鲜族高于汉族,见表1。2.3不同性别人群危险因素分析不同性别人群之间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暴露率比较,只有吸烟、重度饮酒和超重/肥胖这三个因素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男性均高于女性。其他危险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4不同年龄组间危险因素分析

不同年龄组间的心血管危险因素暴露率比较,吸烟、重度饮酒和血脂异常的暴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的暴露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随着年龄的增高,超重/肥胖率降低,高血压和糖尿病患病率升高。

2.5不同人群危险因素聚集情况

仅有12.32%的人不暴露任何危险因素,25.56%的人暴露于1种危险因素,27.73%的人暴露于2种危险因素,暴露≥3种危险因素达34.39%。不同民族、性别的人群危险因素聚集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朝鲜族的人群中暴露≥3种概率高于汉族(P<0.01),男性的危险因素聚集高于女性(P<0.01),不同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2.6危险因素的聚集分析将暴露于1、2、3种以上的危险因素分别作为自变量,民族、性别、年龄组作为因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朝鲜族人群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汉族的1.297、1.368、1.477倍;男性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女性的8.553、11.550、19.381倍。不同年龄组间,70~79岁组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40~岁组的1.926、1.576、1.118倍。

3讨论

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吸烟和重度饮酒是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的危险因素,并且随着BMI的增加,其他危险因素的聚集率呈升高趋势。有研究表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的协同作用能增加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具备这些危险因素越多的个体发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性越大。本研究中老年人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中,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超重/肥胖的暴露率是36.33%、7.05%、39.66%和38.50%,较高于全国水平26.1%、5.2%、34.45%和28.2%,这可能与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居民生活方式、体力活动有关。东北地区气候寒冷,寒冷气候会对人体的心血管系统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该地区冬季时间长,农村地区居民体力活动相对较少,危险因素暴露较高,因为体力活动能通过改善血压、血脂、血糖及体质量等危险因素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朝鲜族居民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暴露率高于汉族,这可能是与朝鲜族喜好饮酒和腌制食品的饮食习惯有关。超重/肥胖暴露率高年龄组低于低年龄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暴露率则是高年龄组高于低年龄组,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致[16-17]。除了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其他危险因素的暴露率均是男性高于女性,提示男性是该地区心血管疾病防治应重点关注人群。

本研究显示,该地区不暴露于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人群仅有12.32%,有87.68%的中老年人暴露于至少1种危险因素,比马永辉等[18]报道的吉林省中老年人心血管危险因素暴露比率稍高。这可能是调查对象中的朝鲜族人群的危险因素暴露率比较高,调查对象中有90.65%的朝鲜族居民暴露于至少1种危险因素,并且男性只有1.82%未暴露任何危险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民族、性别、年龄均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的聚集有关系。且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的OR值,朝鲜族分别是汉族的1.297、1.368、1.477倍。男性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女性的8.553、11.550、19.381倍,高于研究报道整个吉林省的男性分别是女性的3.18、4.28、5.58倍,这可能与该地区居民特别是朝鲜族男性饮食习惯和吸烟率有关,该地区男性吸烟率远远高于吉林省的水平,提示了吸烟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应该加强控烟的宣传教育;70~79岁组至少暴露1、2、3种危险因素是40~岁组的1.926、1.576、1.118倍,与相关的研究报道[18]略有差别,这可能是该地区低年龄组的人群肥胖率高,危险因素暴露率也会相对较高,也有可能与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和样本量有关。因此,有关于朝鲜族与汉族的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暴露和聚集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该地区中老年人群中朝鲜族、男性、高龄人群存在较高的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性,应对该人群的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干预,降低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聚集的暴露率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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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杂志范文第6篇

关键词:藏药;波棱瓜子;药理活性;药方

藏药波棱瓜子即塞季美朵,为葫芦科植物波棱瓜Her-petospermumpedunculosum(Ser)Baill.的干燥成熟种子。一年生攀援草质藤本,主要生长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海拔2300~3500米的山坡灌丛中。味苦,性凉。泻肝火、胆热,解毒,助消化。用于治疗赤巴病、肝病、胆病及消化不良等症。[1-8]藏医临床常以多味其他药材组方,用于清热解毒、疏肝利胆、健胃消食、温胃止吐、利尿、化瘀、愈溃疡、止痛、消炎、防疫。[9-11]本文对藏药波棱瓜子的药理活性及入方应用进行综述,旨在为其物质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提供依据。

1波棱瓜子药理活性研究

波棱瓜子主要含有生物碱、多糖、氨基酸、蛋白质、脂肪酸、鞣质、酚类、微量元素、多肽、脂肪油、香豆素、木脂素、三萜、甾体、皂苷等多种活性成分。[12-19]现代研究表明,波棱瓜子具有良好的抗氧化[20]、保肝利胆[21-24]、抗缺氧[25]、致腹泻[24,26]等药理活性。

1.1抗氧化方清茂等[20]发现波棱瓜子CHCl3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且有较强的自由基清除活性。

1.2保肝利胆张梅课题组[21]利用波棱瓜子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四氯化碳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该提取物高中低剂量组均能不同程度的降低动物模型的血清ALT、AST和肝脏MDA的含量,对化学性肝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该课题组[22-23]又观察了波棱瓜子乙酸乙酯提取物对卡介苗(BCG)加脂多糖(LPS)联合诱导免疫性肝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发现该提取物对BCG+LPS诱导小鼠免疫性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可有效改善肝脏组织病理学变化,降低肝损伤小鼠血清中ALT、AST水平,升高肝匀浆中SOD活性,降低MDA含量,但对血清中NO含量无显著影响。

1.3抗缺氧靳世英等[24]研究波棱瓜子提取物对小鼠抗疲劳、耐缺氧的作用,发现该提取物具有显著的抗疲劳、抗缺氧作用。

1.4致腹泻李娟娟等[24]以稀便率和腹泻指数评价砂炒对波棱瓜子总木脂素(totallignans,TL)致泻情况的影响,结果表明,砂炒可有效缓解波棱瓜子TL的致泻作用。陈红鸽等[26]以稀便率和腹泻指数评价了砂炒和醋炙对波棱瓜子总木脂素致泻作用的影响,发现砂炒和醋炙均可有效缓解波棱瓜子总木脂素的腹泻作用。

2波棱瓜子组方研究

查阅、归纳整理千余种藏药方,发现含有波棱瓜子的48方的功效可归纳为清肝利胆、健胃消食、利尿、化瘀、愈溃疡、消炎等六大类,见表1。

3结语

藏药波棱瓜子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研究尚不明确,已知其主要活性成分有木脂素、多糖等。该药材在藏医临床使用中是与多味其他药材成方入药,而非单独使用。本文整理了千余种藏药方,其中,波棱瓜子入药药方计48方,均可清热,而功效多集中在清肝利胆、解毒、健脾胃、消食、利尿、化瘀、愈溃疡、消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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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杂志范文第7篇

文化的传承需要载体,民族音乐的传承同样也需要载体。在当今的民族音乐传承过程中如何选择载体,究竟以什么形式作为民族音乐传承的主要载体,是摆在广大音乐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于民族音乐的重视,其传承在众多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显著成果。但对于整个民族音乐领域的传承而言,还需做出很大的努力。现今,由于学校的不断增多,需要将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放在学校。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学校将会是民族音乐传承的主要载体,也必将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今后,学校音乐教育将会是非常重要且非常强大的载体,而音乐教育师资力量更是这个载体中的重要因素。在师范院校学习中,应当摒弃原有学习体制,真正将民族音乐文化作为学习重点,而不是沿用原有的“欧洲音乐为中心”的学习体制,让毕业后的每位教师能够真正将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给每位学生,让其真正了解民族文化,了解民族音乐的历史,感受民族音乐的正能量。只有做到这一点,民族音乐才会真正传承下去,而不会因为师范院校学习方式、学习重点的转移而最终功亏一篑。在当今学校的音乐学习中,应当将民族音乐中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充分展现在教材当中,将具有代表性的以及积极向上的曲目、曲调编入教材中,让每位学生从接触音乐开始就受到民族音乐的熏陶,从中感受到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根据各个地区民族音乐的不同,除了接受国家统一编制的音乐教材外,还可根据自己民族的音乐编制教材,让学生能够在民族环境中将民族的、原汁原味的音乐真正传承下去。通过国家规定教材和民族地区编制教材的相互结合,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世界的东西,还可以了解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同时根据世界性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促进本民族音乐的发展。这样不仅有利于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同时还从根本上教育学生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二、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需要营造健康稳定的环境氛围

在音乐学习过程中,学习环境是重要因素,如何营造有利的环境氛围是民族音乐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在教材编制过程中,可以将地方特有的戏曲、民族乐器演奏、民族舞蹈编入教材中,只有贴近生活的教材才会让学生真正贴近实际、感受民族力量。此内容不仅具有一定的欣赏力,还会真正让学生懂得民族文化的可贵,从而激起学生传承民族音乐的责任感。然而,在民族音乐教材的编制过程中,不能一味地将所传承下来的音乐全部编入教材,应当选取积极向上、具有强烈民族气息的音乐编到教材中,还应结合实际,将时展特色添加到民族音乐教材中,从而真正符合学生的发展环境,让其能够爱上音乐课,爱上民族音乐,在音乐当中感受美、感受大爱、感受民族的力量。在学习手段上,随着现代化学习的不断发展,其模式已经在其他课程上对学生学习有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真正提高兴趣,不断进步。然而,学习资源的提高也使得众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浮躁心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给音乐教育工作者带来难题,因此,教师在音乐学习中应当正确引导学生正视社会,避免将商业化、利益化的东西带入到课堂中来,引导学生向好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学生学习音乐和民族音乐的兴趣。在音乐学习中,学校可以借助网络的力量为学生提供生动有趣的音乐学习氛围,同时可以通过相应的校园活动使学生接受民族音乐教育,通过设置民族音乐比赛、民族音乐交流会等手段,充分创造民族音乐的氛围,展现每位学生的才能,让其在互动中不断感受民族音乐,在相互之间的交流中学好音乐,从而创造出一个良好的音乐学习环境,更好地推动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本文来自于《民族音乐》杂志。《民族音乐》杂志简介详见)

三、用创新的思想来保证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当今,民族音乐的发展令人惋惜,不得不让每位音乐工作者深思,如何让民族音乐真正得以复兴,是摆在音乐工作者面前急需解决的难题。民族音乐想恢复到以往的盛世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具有时效性的创新来推进民族音乐的传承。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然而这个复兴不仅是传统的民族音乐的复兴,更是整个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在音乐传承的过程中,应不断学习先进的音乐文化,并加以创新,从而实现多元化的音乐发展模式,真正将我国民族文化瑰宝的精髓发展下去,并在不断创新中实现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化发展,这是我们应当踏踏实实走的一步,也是更好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的重要手段。

四、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应组织好课外民族音乐活动

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也是民族音乐传承的重要载体。在学校进行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做好学校内部的学习是必须的,同时还应添加一些课外民族音乐活动、文娱活动,逐步将民族音乐的教育课堂转向社会,让大众对民族音乐进行选择,并且能够让学生真正在社会活动中感受音乐带给人们的力量,通过采取这种方式,不仅能够让广大社会群体欣赏音乐,还会在活动过程中真正将民族音乐普及下去,从而在不断交流中实现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这也会将全国各地民族音乐的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五、结语

民族杂志范文第8篇

关键词:傣族;傣药资源;云南省;傣药古籍;傣药质量标准控制;制剂开发

傣族是一个跨境民族,分布在泰国、老挝、缅甸中北部、越南西北部、柬埔寨西北部、印度东北部、中国西南部等多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6600万人左右。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傣族人口126.13万,分布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主要居住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景洪、勐腊、勐海三县市,普洱市的景谷、孟连县,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潞西市、瑞丽市、盈江县等县市,以及临沧市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在玉溪市的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等地也有散居[1]。古代傣族就有“傣泐”“傣那”“傣雅”“傣绷”等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根据傣族人民的意愿定名为傣族。傣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自文字产生后,傣族的各种天文、地理、医学、药学等知识均刻于贝叶之上(称为贝叶经),得以记载流传下来[2]。我国傣族大多居住在海拔500~1300m的平坝,这些地区地质古老,自然条件优越,属亚热带、热带气候,雨量充沛,高温湿润,全年无四季而只有旱季和雨季。这里森林茂密、绿色葱茏,热带植物种类繁多,药用动、植、矿物资源丰富。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医疗实践中,傣族逐渐创立了具有一定医疗体系的民族医药。据调查整理,傣药(按基源计)有1111种,其中植物药1010种、动物药91种、矿物药10种[3]。以植物药为主是傣药的鲜明特点,主要为地产品种,也有少量外来药物。在傣药资源调查整理的基础上,傣药质量标准的认定工作及资源的应用开发工作也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

1傣药资源调查与研究整理

傣族传统医药学是傣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在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诊治疾病的经验和药方,形成以“四塔五蕴”“风病论”“解药论”等理论为核心的一门传统民族医药学,并通过不断完善,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和典型地域特征的傣医药文化[4]。据贝叶经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傣族就有了医药。人们通过反复摸索,逐渐学会使用各种药用动植物,总结出了大量的单方和验方。早在汉代,傣族统治者为了表示忠于汉王朝,把贵重药材玳瑁、象牙、犀角等物列为上品奉供。现在的傣医药手稿中也把这些药物记载为贵重药材[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党和国家对民族医药的高度重视,傣药资源种类的调查整理研究工作逐步展开,不断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傣药资源种类基本摸清。20世纪60年代,蔡希陶先生等科学家通过调研,从寿命可达数千年的龙血树中提取了活血化瘀生肌圣药———傣药龙血竭,结束了中国不产血竭而向海外购买的历史[6]。1970年,云南省原思茅地区中草药办公室(思茅地区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通过整理,编写出版了《云南思茅中草药选》。该书收载了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州中草药285种,南药及南药代用品15种,共300种天然药物中有傣药123种[7]。1977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了民族医药调研小组(组长由该州州长召存信担任),开展傣医药的继承发掘、翻译整理、研究开发及推广应用工作。先后收集、整理傣医药史籍、经书200多部,其中包括贝叶经和纸板经,如《嘎比迪沙嫡巴尼》《巴腊玛塔坦》《阿皮塔麻三给尼》《巴力旺》《嘎牙山哈雅》《档哈雅龙》《档哈雅囡》《麻哈娃》《牙麻嘎》《桑给尼》《尼该》等。收集到7000多个单、验秘方和传统经方,采集制作了动、植、矿物傣药标本1000余种[8,9]。云南省德宏州药检所的方茂琴等人从1979年开始进行傣医傣药的发掘、收集、整理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整理出版了《德宏傣药验方集》(1),共收载了傣药370多种和单验方100多个。在此基础上又收集傣药380多种、单验方410个,明确科属种的植物药250种、动物药30种,编写出版了《德宏傣药验方集》(2)(3)和《德宏民族药名录》[8]。1977-1981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相关单位及民族医药调研小组成员对西双版纳自治州内药用植物进行调查,相继整理出版了《西双版纳傣药志》第1-3集(1979年、1980年、1981年)。每集各收载傣药100种,三集共300种[10]。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3年,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康朗仑、康朗腊、岩拉等通过收集史料,走访老傣医,获取献方献药及提供的宝贵资料,开展傣药品种资源调查,完成了傣药品种的查证和实物拍摄。经整理研究,于2003年采用傣汉两种文字编辑出版了《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主编林艳芳、依专、赵应红)一书。该书收载了300种临床常用傣药及实物彩照,其中植物药286种、动物药6种、矿物药7种、其他类药物1种[9]。20世纪80年代后,由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调研办公室翻译编写了《嘎牙山哈雅》(1988)、《古傣医验方译释》(1990)、《傣药志》《傣族医药验方集》及一些“档哈雅”(即傣药古籍)。还编写出版了《傣医传统方药志》(1985)、《西双版纳古傣医药验方注释》(1983)等,共收载傣药405个品种[11]。1985年出版的《傣医传统方药志》一书是《西双版纳傣药志》的续篇,由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西双版纳州药品检验所、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科研所等单位的有关人员编写而成。该书收载傣医药古验方111个,常用傣药105种,涵盖60个科、97属动植物[12]。

云南省玉溪地区药品检验所和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药检所的李学恩、周明康、王正坤、李坚、康勇等在文献发掘、民间访谈、资源调查、标本采集鉴定、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于1992年编写了《元江傣族药》(内部资料性出版物),收载元江县傣族常用、资源丰富的傣族用植物药44种[13]。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的要求,从1996年开始历时7年,由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牵头,组织云南省傣医药学专家及中医药学专家,在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思茅地区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共同配合下,全面系统地对古今傣医药文献史料和现代傣医药研究成果进行收集、翻译、整理、研究及汇总,于2005年出版了《中华本草•傣药卷》。该书收载了常用傣药400味,插图351幅。其中植物药373味,动物药16味,矿物药11味[14]。201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的张丽霞等人采用村社关键人物访谈、半结构式访谈和药材集市调查,重点访问傣族民间医师关于傣药应用方面的传统知识,收集散存于民间的傣医药文献资料(贝叶经、纸板经、手抄书等),同时结合野外实地凭证标本和实物收集的方法,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所辖县域及普洱市景谷、镇沅、西盟、孟连等傣族居住区进行傣药资源的调查,再与已整理出的我国典籍已收录的傣药名录匹配去重,作为典籍未收录傣药资源的补充名录。经调查和整理,共新增272种傣药原植物,隶属于107科228属。其中地衣类1科1属1种,真菌类1科1属1种,苔藓植物1科1属1种,蕨类植物4科4属4种,裸子植物5科5属5种,被子植物95科216属260种[15]。2014年,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段宝忠、徐江等人通过对《西双版纳傣药志(1-3集)》(1979-1981年)、《傣药名录》(1982年)、《云南民族药名录》(1983年)、《中国民族药志•第1卷)(1984年)、《傣医传统方药志》(1985年)、《德宏民族药名录》(1989年)、《傣族传统医药方剂》(1993年)、《傣族医药学》(1996年)、《傣族医药研究(档哈雅龙)》(2001年)、《中华本草•傣药卷》(2005年)、《中国民族药志要》(2005年)、《傣药学》(2007年)、《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第3、5册)》(2007,2009年)等专著所记录的傣药进行整理,共收集到傣药资源种类信息3784条,通过查询中国植物志网络版、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14版,校正拼写错误后将物种拉丁名进行同异名处理,合并重复项后得出,上述文献共收录傣药(按基源计)1111种,其中植物药1010种(分属于168科610属),动物药91种(分属于65科),矿物药10种。

在科属结构上,种类大于20个物种的有豆科、菊科、大戟科、百合科、姜科、茜草科、夹竹桃科等。整理发现,傣药资源中野生品种占绝大多数,资源物种在分布上与傣族居住地区热带、亚热带的植被分布相对应,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傣药品种资源约有70%~80%产自云南省南部和西部,集中分布在我国南部的西双版纳、德宏两个自治州及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等地。同时,根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2013版)、《中国物种红色名录》(植物部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1989年)等公约和名录,对列入濒危或重点保护的傣药资源进行分析。在1111种傣药资源物种中,被列入保护的野生植物有43种、动物19种,共占傣药资源种类总数的5.58%。其中列入保护的植物占植物种类傣药总数的4.25%;在傣医使用的动物药中,列入保护的动物种类占动物类傣药总数的20.87%,其中包括虎、象、胡兀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药用部位[3]。2016年6月出版的《中国民族药辞典》一书,系贾敏如、张艺等人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丛书”经费资助下,通过组织全国多民族的民族医药专家,查阅大量文献,历时6年(2010-2016年)编纂而成。该书共收载傣药1232种(按基源计),其中植物药1134种、动物药76种、矿物药16种、菌类5种及其他1种[16]。在药材种植方面,云南省目前已有种植基础的有砂仁、珠子草、肾查、石斛、龙血树等10个南药、傣药品种[2]。

2傣药标准化研究及傣药的应用开发

2.1傣药标准化研究

傣药标准的研究制定是傣药资源种类的规范化应用、傣药质量控制及研究开发必要的基础性工作。云南省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有关机构非常重视傣药标准化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制定傣药材标准,至本世纪初,共组织研究制定了100余种重要的傣药材标准,包括2005年版《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第3册、第5册,两专册的傣药材标准,为常用傣药的检验、应用开发提供了法定性技术依据。1975年,云南省卫生厅组织专家研究起草及审定汇编了《云南省药品标准》(1974),该标准共收载药材202种,其中傣药6种,分别是亚乎鲁、文尚嗨、麻罕、黑种草子、链荚豆草、酸藤果,该标准的制定为傣药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7,18]。2004年,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为规范药品生产,保证云南各民族用药安全有效,解决国家批准、云南药品生产企业生产的中药成方制剂和民族药制剂处方用药材以及众多云南民族习用药材无法制定质量标准的问题,决定开展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由注册处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2005年9月,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初步确定了第一批药材标准品种,并由云南省药品生产企业、经营、使用、检验、科研、教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组成《云南省中药材标准》(2005年版)第一册的编写专家组,通过研究编写与审定,并于2005年12月出版。该标准收载云南省习用药材50种,其中傣药9种,分别为叶下珠(芽害巴)、地不容(波波罕)、芒种花(衣枝基)、苦菜子(内帕嘎休)、珠子草(芽害巴)、紫色姜(补累)、黑蚂蚁(摸郎)、傣百解(雅解先打)、箭根薯(咪火蛙)[17]。《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第一册出版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州人民政府将傣药材标准研究工作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项目。由西双版纳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西双版纳州食品药品检验所、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州傣医医院)负责起草,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云南省德宏州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协作,云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复核,历时3年,于2007年制定出版了《云南省中药材标准》(2005版第3册•傣族药)。

该册傣药标准收载54种傣医药史籍记载及傣医临床、傣药制剂最常用的傣药材,包括九翅豆蔻根(贺姑)、三对节根(哈光三哈)、大叶羊蹄甲(嘿赛仗)、大剑叶木根(哈占电拎)、小红蒜(贺波亮)、五叶山小桔根(哈比郎)、云南五味子藤(嘿罕盖)、木棉树皮(楠牛)、木蝴蝶树皮(楠楞嘎)、毛叶三条筋(芽三英囡)、毛翼核果藤(嘿介)、火焰花叶(摆皇丈)、石梓皮(楠说)、龙血树叶(摆埋嘎筛)、白花树皮(楠秀)、白花臭牡丹根(哈宾蒿)、白钩藤(怀免王)、对叶豆叶(摆芽拉勐龙)、百样解(文尚海)、灰灰叶树(埋过干呆)、羊耳菊根(哈娜罕)、灯台树(埋丁别)、决明根(哈芽拉勐囡)、红花臭牡丹根(哈宾亮)、纤穗柳树皮(楠孩嫩)、羽萼叶(摆芽化水)、坚叶樟(埋中欢)、余甘子树皮(楠夯板)、卵叶巴豆叶(摆沙梗)、苦冬瓜(巴闷烘)、肾叶山蚂蝗(哈以不列)、定心藤(邓嘿罕)、绒毛戴星草(麻腊干)、栘栘树皮(楠果缅)、鸭嘴花叶(摆莫哈蒿)、圆锥南蛇藤(嘿麻电)、倒心盾翅藤(嘿盖贯)、射干叶(摆芽竹毫)、勐腊大解药(解龙勐腊)、野甘草(芽害补)、粗叶木(扁少火)、黑心树(更习列)、黑种子草(景郎)、傣百部(几龙累)、傣草寇根(贺嘎)、腊肠树(更拢良)、蛤蟆花(帕夯喃)、嘎哩啰树皮(楠过)、蔓荆叶(摆管底)、蔓荆根(哈管底)、榼藤子(乃麻巴)、辣藤(沙干)、薏苡根(哈累牛)、藤苦参(哈新哈布)[18]。自2007年《云南省中药材标准》(2005版第3册•傣族药)出版后,项目各参与部门大力支持并密切配合,经专家学者的努力,历经两年时间,完成了第2期50种傣药标准的起草工作,并于2009年出版了《云南省中药材标准》(2005版第5册•傣族药)。其中新增傣药45种,分别为:人字树(么滚)、三开瓢(嘿蒿婻)、大苦凉菜根(哈帕利)、大树甘草(当娜)、大叶火筒叶(摆瑞亨)、大狗响铃(换汗喃)、大清明花藤(沙抱拢龙)、小叶臭黄皮(摆撇反囡)、小麻药(芽爬匹)、小粘叶(芽专水)、木莲皮(楠母贝)、长柱山丹(叫勐远)、止血藤(嘿亮浪)、石柑子(嘿歪拎)、白粉藤根(贺些柏)、白鹤灵芝(芽鲁哈咪卖)、老鸦花藤(嘿亮龙)、闭鞘姜(恩倒)、竹节黄(芽帕雅约)、观音座莲(故季马)、含羞云实(芽旧压)、鸡蛋花树皮(楠章巴蝶)、苦藤(嘿吻牧)、金丝藤仲(嘿当杜)、茴香豆蔻根(波丢勐)、树萝卜(贺比罕)、思茅蛇菰(比邻)、弯管花(叫哈蒿)、美登木(埋叮囊)、扁担藤(嘿扁)、珠兰(妹滇)、野苦瓜叶(摆麻怀烘)、野柿根(哈麻贺呢)、紫色姜(补累)、黑面神(哈帕弯藤)、锈毛野枣(埋马)、腊肠树叶(摆拢良)、滑叶藤仲(嘿蒿模)、蓬莱葛(广蒿修)、酸叶胶藤(嘿宋拢)、嘎哩啰叶(摆麻过)、蝉翼藤(中腊安)、膏桐木(埋烘罕)、藤茶(腊康歇)、藤甜菜(帕些)[19]。

2.2傣药资源的开发应用

在傣药资源的开发应用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傣药为原料形成了许多医院制剂,也开发出了多种新药。云南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1979年成立后,开展了傣医药的抢救、发掘、继承和发展工作。到2005年,经过20多年的努力,从所收集的7000多个经方和单、验、秘方中,筛选出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毒副作用低、药源丰富的43个药方,研制成研究所附属医院的院内制剂,包括片剂、丸剂、散剂、膏剂、胶囊剂等14个剂型。其中“尿糖消胶囊”“保肝胶囊”“咳喘灵”“喉舒宝含片”“类风湿消散”“妇安康”“降压消脂灵”“健胃止痛胶囊”“百解胶囊”“除风止痛胶囊”“解毒养颜胶囊”“五宝胶囊”“双桂胶囊”等具有较好的开发前景[20]。傣药新药研发也取得较突出成果。著名的“傣肌松”就是从傣药“亚乎奴”开发出的一种肌肉松驰剂;以傣药“麻三端”开发出的“降压灵”也受到关注。收入国家标准的傣药品种还有雅叫哈顿散、七味榼藤子丸、双姜胃痛丸、叶下珠片、灯台叶颗粒等[21,22]。近些年来,对傣药“雅解”(即能解除体内毒素,平调四塔五蕴功能的一类药物)的化学成分、药效活性、作用机制等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23,24],将对“雅解”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及新药研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3结语

傣医药是我国有民族文字记载、有一定理论体系的古老的民族医药。我国傣族聚居的西双版纳地区是中国热带植物最集中的地区,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物王国”之称。傣药有资源种类丰富、医药史籍较多、应用历史久远的特点。傣药资源的调查工作开展得较早,通过翻译整理及调查而编写的药物专著较多。我国傣族人口虽不是很多,但傣药资源开发特别是医院制剂开发的工作做得较好,有的傣药制剂品种还进入国家标准。傣药材标准化工作也取得非常突出的成绩,2005版《云南省中药材标准》第3册、第5册收载的均为傣族药,这为傣药资源的应用、质量控制与新药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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